纪实摄影

「主观纪实论」是1959年VIVO摄影集团提出的核心理论立场，主张摄影可以同时是纪实的（记录外部现实）和主观的（表现摄影师内在世界），拒绝客观主义与纯粹表现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通过摄影师身体与现实的直接接触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VIVO（1959—1961）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摄影集体，其核心理论立场是「主观纪实主义」——拒绝纯报道摄影的客观性幻觉，也拒绝纯粹表现主义的自我封闭，在主体性与现实之间保持创造性张力。

土门拳的「絶対非演出・絶対スナップ」（绝对非演出、绝对抓拍）原则，是日本社会记录写真论的核心宣言，以对现实的绝对尊重来确立纪实摄影的道德与方法论基础，但其内在矛盾也引发了关于纪实客观性可能性的持续争论。

战后日本摄影面临双重伦理困境：拍摄战时宣传的摄影师如何回顾与清算自身责任，以及如何在不消费苦难的前提下记录原爆幸存者与水俣病患者等极端受难群体。

摄影在日本历史创伤记忆中扮演了复杂角色：既是历史见证（原爆受难者的影像记录），又是官方叙事建构的工具（战争宣传照片），也是个人记忆抵抗公共遗忘的媒介。围绕如何「恰当地」拍摄历史创伤，日本摄影界展开了持续的伦理与美学争论。

1960年代是日本摄影批评从「报道摄影论」的客观性讨论走向「主观纪实主义」与「存在主义摄影论」的关键十年，奠定了此后半个世纪日本摄影理论的基本议题。

战后日本摄影的「写実主义」（写实主义）是一种以忠实再现社会现实为最高原则的摄影立场，曾是战后摄影界的主流正统；但1960年代的主观纪实主义与PROVOKE对其客观性宣言提出了根本挑战，揭示了写实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矛盾。

日本摄影关于「真实性」的讨论经历了从战时宣传影像的滥用到战后纪实伦理重建的曲折历程，土门拳的「绝对非演出」原则与中平卓馬的「植物图鉴」理想，是这一讨论的两个极端尝试。

1945年战败至1960年代初，日本摄影在战败废墟与重建的历史语境中，以土门拳、濱谷浩、長野重一等人为代表，建立了以写实主义纪实为核心的战后摄影主流传统，关注工人运动、原爆幸存者与传统文化的保存，构成日本摄影史最重要的基础阶段之一。

“起源于1967年MoMA「New Documents」展的重要摄影转向，它将纪实摄影从社会改革的功能性叙事转向更个人化、更复杂的现实观察。”

1945年后，日本摄影在战争废墟与民主化浪潮中重建，以土门拳「硬风格」与木村伊兵卫「软风格」之争为核心论争，共同确立了写实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奠定的纪实传统与人文关怀，构成了战后日本摄影走向VIVO、PROVOKE等新运动的重要基础。

原爆摄影是对1945年8月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及其长期后果的影像记录与艺术回应，因军事审查而长期被封存的即时影像与战后艺术家的持续创作共同构成了这一摄影传统，是人类核战争记忆最重要的视觉档案，也是日本战后摄影伦理讨论的核心参照。

1960年安保斗争与1968—69年全共闘学生运动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摄影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摄影家以直接纪实参与政治见证，PROVOKE杂志的创立直接回应了1968年的政治气候，学生运动的失败则成为1970年代私摄影个人转向的历史背景。

水俣摄影是以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甲基汞污染（水俣病）为核心的纪实摄影传统，以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与艾琳·史密斯夫妇（1971—74年）的系列报道为世界性高峰，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倡导摄影案例之一，也是摄影在环境运动与工业公害记录中所能发挥影响力的标志性例证。

《東京Lucky Hole》是荒木経惟于1990年出版的摄影集，记录了东京性产业从业者（主要为风俗店工作的女性）的工作与生活场景，以极度直接的视觉语言引发了围绕摄影伦理、凝视政治与艺术/色情界限的持续争议，是研究1980—1990年代日本性别政治与摄影文化的重要文献。

土门拳奖于1982年由每日新闻社设立，以纪实摄影大师土门拳命名，专门表彰在创作上已建立一定积累、并产出卓越成就的成熟摄影家，与偏重新人发现的木村伊兵卫摄影奖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摄影奖项体系的两大支柱。

日本炭矿摄影以1950—1960年代为核心时期，以滨谷浩、土门拳等人对煤矿区劳动者及其生活的深入记录为代表，在日本战后纪实摄影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劳工记录传统，并随着1960—1970年代日本能源结构由煤炭向石油转型、矿区相继关闭，成为对一个消逝产业社区的历史见证。

日本渔村摄影以战后纪实传统为基础，以濱谷浩对日本海沿岸渔村与雪国生活的系统记录最具代表性，展现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濒临消逝的沿海传统聚落文化，构成了乡土纪实摄影与保存性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民俗记录摄影是以记录传统节庆、仪式、手工艺与农村生活为核心的纪实传统，以土门拳的「古寺巡礼」与「筑丰的孩子们」、芳贺日出男的节庆记录等为代表，在保存/怀旧冲动与社会批评视野之间保持着内在张力，是战后日本纪实摄影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神社寺庙摄影以对古代宗教建筑与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为核心，土門拳的《古寺巡礼》（1963年起出版）是这一传统的最重要里程碑，将摄影的技术极限与对日本佛教文化精神的深度理解相结合，在艺术价值与文献意义上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震灾引发了日本摄影界规模最大的集体响应之一：从新闻媒体的即时纪录到畠山直哉记录家乡陆前高田的长期摄影项目，从散落于网络的业余影像到当代艺术家的反思性创作，震灾摄影成为21世纪日本摄影如何处理当代历史创伤的核心案例。

九州摄影运动涵盖了战后九州地区以长崎、广岛原子弹爆炸记忆为核心的纪实传统，以及在熊本、长崎等地活跃的摄影团体，是日本地域摄影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原爆摄影传统的重要地理根基。

冲绳摄影是以冲绳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处境为核心的摄影传统，涵盖对冲绳战役记忆、美军基地现实、传统文化保存与文化认同危机的持续影像关注，以东松照明、平良孝七等摄影家为代表，是日本纪实摄影传统中最具政治深度的地域脉络之一。

吕楠（1962—），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纪实摄影家之一，以历时二十年拍摄的「三部曲」著称：《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院》（1990）、《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1992）、《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2004）。三部曲以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严谨的视觉语言，被誉为中国纪实摄影的最高成就。

沙飞（1912—1950）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以「摄影是武器」的创作理念将摄影转化为抗日宣传工具，创办《晋察冀画报》，建立了中国解放区摄影的基本传统。

安哥（本名彭振戈，1947—），广州纪实摄影师，以平民视角长期记录改革开放时期广州社会变迁，摄影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日常生活影像记录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代表作《大龄婚礼》（1988年）以温情笔触呈现普通人的生命仪式。

方大曾（1912—约1938）是中国第一位战地摄影记者，1930年代活跃于上海、北京各大媒体，以摄影和文字记录日军侵华，参加抗战后在前线失踪，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奇人物。

侯登科（1954—2003），陕西群体核心成员，代表作《麦客》（1982—2000）历时近二十年记录黄土高原上随季节迁徙的麦客群落，以质朴的影像为中国农民立像。他对摄影中权力关系的伦理反思，使其成为中国纪实摄影史上具有高度批判自觉的摄影家。

胡武功（1947—），陕西摄影群体核心人物，中国纪实摄影重要奠基者，代表作《洪水袭来之际》（1983）以震撼的视觉力量记录了自然灾难中的人性瞬间；他与侯登科共同构建了陕西纪实摄影传统，并以《十年摄影论》为中国摄影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李晓斌（1954—），四月影会核心成员，中国人道主义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上访者》（1977年）在"十年一瞬间"展展出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以客观纪实理念和对弱势群体的持续关注，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伦理意识的早期实践者。

刘铮（1969—），中国当代摄影家，代表作《国人》（1994—2004）历时十年以肖像+纪实的手法呈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性真相，被视为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作，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摄影文献之一。

陆元敏（1950—），上海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代表作《上海人》（1990—2000）以认同性的目光凝视城市化进程中依然故我的上海市民，拒绝崇高使命感与戏剧效果，确立了中国纪实摄影「个人化视角」的重要范式。

石少华（1918—1998）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以《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等作品著称，曾主持冀中摄影工作，后出任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培养了大批摄影干部。

吴印咸（1900—1994）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和摄影教育家，长期工作于延安，留下了延安时期的珍贵历史影像，是新中国摄影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者。

解海龙，当代中国纪实摄影家，1991年拍摄的《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图像，一个渴望上学的农村女孩苏明娟的眼神震撼了全中国，为数千万失学儿童募集善款。这张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影响社会变革的最典型案例。

徐肖冰（1916—2009）是延安电影团的核心摄影家，以战士姿态记录了抗战前线最真实的战斗影像，拍摄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百团大战时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等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经典照片，参与了《延安与八路军》等重要纪录片的拍摄。

张印泉（1900—1971），河北丰润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摄影艺术家，与郎静山并称「南郎北张」。他从画意摄影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提出「决定性瞬间」的抓拍理论，并编著百万字摄影科学著作，是中国摄影从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的代表性人物。

郑景康（1904—1978）是中国解放区摄影的重要开拓者，以《毛主席在延安》（毛泽东第一张标准像）和《画家齐白石》等肖像作品著称，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起成立延安新闻摄影社，并长期从事摄影培训与组织工作。

庄学本（1909—1984）是中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家，长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拍摄，将摄影作为社会学与人类学调查方法，留下了珍贵的民族影像档案，在世界摄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鲍乃镛，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摄影记录者之一。1976年清明节，参与拍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历史场面，其影像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视觉证词。与吴鹏等人共同记录了文革末期这一关键的政治事件，为中国摄影史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

鸟头小组由宋涛（1979—）与季炜煜（1980—）组成，两人均成长于上海工人新村。代表作《新村》（2005—2007）以「抒情纪实摄影」的风格记录即将消逝的上海工人新村（雪野新村），拒绝以社会学调查式的问题意识统领影像，而以个人化的主观感受、童年记忆与强烈情感介入，顾铮以此概括为「主观即真实」，是中国私摄影新浪潮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青年实践。

常河，199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新闻系，后赴英国波尔顿大学深造。代表作「中国动物园」荣获2007年世界新闻摄影奖自然环境类二等奖，纪录片「1350KM」亦获广泛关注，是中国当代自然与纪实摄影的代表性摄影师。

陈宝生，陕西群体成员之一，1980年代陕西民间摄影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侯登科、胡武功等人共同构成陕西摄影群体的力量，以黄土高原为背景进行社会纪实创作，是中国1980年代重要的纪实摄影传统的参与者和建立者之一。

陈锦（1951年生），成都纪实摄影师，自1989年起以《茶铺》系列持续记录成都茶馆这一独特的城市公共空间，历时三十余年积累了关于四川茶馆文化的珍贵影像档案，是中国纪实摄影中以单一地方文化主题进行长时段记录的典范之一。

陈石林，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摄影记录者之一，拍摄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历史影像，其照片是文革末期中国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重要视觉证据。

陈索辉，东北地区纪实摄影师，作品深入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工人阶级生活困境与转型期社会变迁，以长期深入基层的纪实方式呈现了后工业时代东北的真实面貌，是1990年代以来东北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

池小宁，四月影会核心创始成员之一，1979年参与发起北京"四月影会"，共同策划"自然·社会·人"系列展览。其创作以人文纪实为主，探索社会现实与个体命运，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间摄影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

杜子，1968年生于太原，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宋庄。长期记录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底层生活与社会变迁，参展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13）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是中国独立纪实摄影师的代表。

中国纪实摄影师，以《我好想爸爸妈妈》（2012）在四川乡村拍摄留守儿童与代行父母角色的老师合影，以父母的「缺席」呈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儿童的情感困境。

龚田夫，四月影会成员之一，参与"自然·社会·人"系列展览。与其他四月影会成员共同推动1979年以后中国摄影的人文转向，代表改革开放初期摄影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摄影史这一关键转折的见证者与实践者。

韩磊（1967年生），以《王国》系列著称的中国纪实摄影师，以异常安静、疏离的眼光拍摄华北农村的日常场景，影像克制、沉郁，被誉为中国当代摄影中「安静的历史记录者」，代表了一种以诗意观照代替直白批判的纪实摄影美学。

香港著名摄影家，以细腻的街头写实风格著称，用镜头深情记录1950—60年代香港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作品兼具形式美感与人文关怀，是从沙龙美术摄影转向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贺延光，现代摄影沙龙成员，中国批评性纪实报道摄影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民主进程》（1987年）记录了学潮期间学生与军警对峙的历史场景，代表了中国新闻摄影中最具政治批评勇气的创作方向。

黑明（1965年生），中国西部纪实摄影师，长期深入中国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细腻的人道主义视角记录边疆儿童和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代表作《中国西部儿童》等，是1990年代中国西部人文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

中国摄影师，代表作《新桂林山水》（2010—2015）以摄影揭露生活在景区风景背后的普通居民所面临的生存矛盾，是将人与景观批判性并置的当代摄影代表案例。

姜健，中国当代摄影家，代表作《主人》历时八年拍摄中原农民的室内肖像，以「桑德式」正面凝视结合家庭空间环境细节，将农民定位为社会「主人」而非弱者加以表现。作品与中国1990年代纪实摄影运动同步，是该运动中以肖像摄影形式关注农民主体性的重要个案，顾铮认为其与刘铮代表了摄影意识形态迥异的两种纪实路径。

焦波（1957—），山东沂蒙山区人，以历时三十年拍摄父母日常生活的《俺爹俺娘》系列（1988—2008）著称。这部以家庭亲情为核心的长期纪录性摄影集，以温情而深沉的影像语言记录了父母从中年到暮年的生命变迁，感动了无数中国读者，是中国人文纪实摄影中家庭题材的代表作。

金伯宏，四月影会成员之一，参与北京四月影会的系列展览活动。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民间摄影人，关注社会转型中的普通人生活，以摄影探索人文关怀，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民间摄影变革运动的参与者。

李江树，改革开放时期重要的纪实摄影家，曾参与记录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是1970年代末见证中国社会历史转折的重要摄影师之一，也参与了四月影会的活动，其作品见证了从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历史时刻。

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摄影硕士生导师，曾获第九届、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及2014年世界新闻摄影奖（WPP），是中国南方新闻摄影的重要代表。

李少白（1955—），北京摄影家，以数十年持续深入拍摄故宫紫禁城著称。其《故宫》系列以独特的光影感知和人文情怀，呈现了故宫从四季变换到历史沧桑的多维面貌，是中国文化遗址摄影的重要代表，也是最系统深入拍摄故宫的摄影师之一。

河南郑州摄影师，以系列作品"微光"和"Barracks 714 days"参展连州国际摄影节及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存状态。

1976年生于湖南，当代摄影师，代表作"新国人"（2014）关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国人状态，参展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2013）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2012）。

梁时泰，广东人，19世纪中国著名职业摄影师，精于摄影技术与人像拍摄，曾为清廷王室成员及重要历史人物留影，并于1879年为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拍摄具有历史价值的合影，是晚清最重要的纪实与宫廷摄影先驱之一。

梁岳（1983—），中国新生代当代摄影师，以城市街头摄影和纪实影像见长。作品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富有张力的影像语言呈现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真实面貌，是中国新生代街头与城市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台湾人文纪实摄影师，长期深入拍摄台湾原住民及亚洲各地传统文化群落，以质朴的影像语言和对拍摄对象的长期陪伴见称，是台湾人文纪实摄影传统在1990年代的重要延续者。

凌飞，四月影会成员，参与1979—1981年"自然·社会·人"系列展览。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摄影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其他四月影会成员共同推动中国摄影从政治宣传转向人文关怀，是中国摄影史上这一重要转折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刘世昭，四月影会成员之一，参与北京四月影会的展览活动。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参与民间摄影团体，以摄影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是推动中国摄影从政治宣传走向人文表达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参与者。

1974年生于陕西大荔，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毕业（1998），以记录工厂工人和平凡日常生活著称，曾参与筹备"中国摄影博物馆"，出版《寻常：纸上纪录丛书》（2007）。

1974年生于上海的摄影师，以黑白摄影呈现压抑沉郁的小城日常。顾铮《中国当代摄影景观》将其列入私摄影脉络，认为其作品丰富了私摄影内涵，呈现出有别于1980年代生人的一代特质。

成都摄影师，以长期跟踪拍摄记录城市拆迁与居住记忆，代表作"已搬离的'420'宿舍"参展2012年连州、大理、平遥三大摄影节，"原来成都人·成都时间"（2014）关注城市变迁。

罗小韵，四月影会女摄影家，代表作《力挽狂澜》摄于1976年四五事件期间，荣获一等奖，成为那个时代民众政治情感最具力量的影像之一；同时擅长富有诗意的风光小品创作。

1979年生于重庆巫溪，现居成都，以长途旅行记录边地人群与归家之路，代表作"回家"（东京MEM画廊，2009；纽约Anastasia Photo，2011）和"山水"（悉尼MILS画廊，2013）。

1970年代生于河南，2000年开始摄影，以散漫游走方式记录中国民间礼仪与日常劳动，代表作"礼乐风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12）与"劳力"（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2012）画面具有超现实荒诞感。

潘科，陕西摄影群体核心成员之一，与胡武功、侯登科共同构成陕西群体的三大支柱，以对西北农村的持续关注记录黄土高原的社会变迁，是中国纪实摄影陕西传统的重要构建者。

邱晓明，陕西群体成员之一，与胡武功、侯登科、张艺谋等人共同参与1980年代陕西摄影群体的活动。以陕西黄土高原的农村生活为主要拍摄对象，关注农民命运与土地关系，是中国1980年代纪实摄影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全绍清（约1880—？），满族，清末医官兼摄影师，1905—1907年驻藏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西藏社会影像，1912年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成为向全世界系统介绍西藏的第一位摄影师，是中国早期人类学摄影的先驱。

任世民，四月影会成员之一，参与1979—1981年"自然·社会·人"系列展览。与李晓斌、王志平等人共同参与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民间摄影运动，探索摄影的人道主义关怀，是这一历史时期重要的民间摄影实践者。

任曙林，四月影会参与者，以《校园》系列（1980年代）著称，以温情细腻的观察者视角记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的校园生活，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青春题材纪实摄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

台湾著名人文摄影家、摄影理论家与教育家，以长达十余年拍摄台湾农村与城乡人物的《人与土地》系列著称，并以《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著述系统推动了华语摄影理论建设。

石宝琇，陕西群体成员之一，1980年代参与陕西摄影群体的创作活动。以陕西农村社会为拍摄对象，关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是陕西纪实摄影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1980年代重要的民间纪实摄影运动的参与者。

1979年生，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摄影师，以《中国式童年》记录独生子女一代的孤独与物质充裕背后的精神匮乏，是中国独生子女议题摄影的代表性案例。

孙明经（1911—1992），民国时期重要的纪实摄影家与摄影教育家，1937—1938年赴西康拍摄纪录片与照片，记录西部少数民族生活，是中国摄影教育的早期奠基人之一。

田捷民，中国摄影家，代表作《主人》（1983）是新时期初期反映普通劳动者主人翁精神的重要摄影作品，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人道主义关怀的摄影创作取向，被《中国摄影艺术史》收录。

王炳坤（1956—），北京纪实摄影家，代表作《农民》系列深入拍摄中国农村农民生活，以温情而写实的笔触呈现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在1980—199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中颇具影响力，是改革开放时期农民题材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久良（1976年生），中国环境纪实摄影师，以《垃圾围城》系列（2008—2011）著称，历时两年系统拍摄北京周边近五百个垃圾填埋场，作品直接推动北京市政府启动垃圾处理专项整治行动，是中国摄影介入公共政策的最重要案例之一。

王立平，四月影会参与者，代表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记录了1976年四五事件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众悼念场景，荣获一等奖，以摄影见证了人民以悼念形式进行政治表达的历史时刻。

王苗，四月影会及现代摄影沙龙成员，横跨人文纪实与风光摄影两个创作领域，代表作《大地——生生不息》以宏观视野凝视中国土地与人民的生生关系，并与王文澜联合举办《广场漫步》展，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摄影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王文澜，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家，以1980—1990年代北京街头摄影著称，「自行车王国」系列以自行车作为观察北京城市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呈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街头的人情世界，是1980年代中国街头摄影复兴的重要代表。

王文泉，「王氏四兄弟」之一（另三位：王文波、王文澜、王文扬），改革开放时期摄影家，《中国摄影艺术史》记载四兄弟均在1980年代举办个展，兄弟群体共同构成改革开放时期北京摄影界的独特现象。

王远凌（1980年生，重庆）长期记录重庆老城区十八梯的市井生活，以「十八梯」系列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消失，代表中国当代纪实摄影中在地性记录与城市记忆保存的重要方向。

王征（1965—），宁夏纪实摄影家，代表作《西海固》系列深入拍摄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农民的贫困生活，历时多年，以诚实朴素的影像语言呈现了中国西北农村的真实面貌，是中国最重要的农村纪实摄影家之一。

王志平，四月影会核心发起人之一，民主墙时期的摄影见证者，曾参与四五天安门摄影行动，代表作《风烛残年》以人道主义视角关注老人群体，并作为四月影会宣言《前言》的主要起草人，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摄影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吴家林（1947—），云南纪实摄影师，以数十年坚守深耕云南山区和少数民族题材，《云南山里人》系列（1980年代起）以安静质朴的影像风格，记录了云南偏远山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文化面貌。

吴鹏，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摄影记录者之一。1976年清明节前后，不顾禁令拍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场面，留下重要的历史影像。与鲍乃镛等人共同完成对"四五运动"的视觉见证，这批影像成为文革末期人民反抗的珍贵视觉文献。

线云强（1965年生，辽宁铁岭）是高级编辑、沈阳军区新闻图像社社长，以「征程」「天下」「航拍东北」系列著称，以军事背景和航拍视角记录中国东北地区，兼具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风格。

中国当代摄影师，以《第二代》（2005）并置两代人外貌形象，呈现消费主义对身体改造的影响与中国家庭中的代际价值观差异，是家庭题材摄影的重要案例。

肖全（1959—），中国当代肖像摄影家，代表作《我们这一代》（1986—1996）历时十年为中国1990年代初的青年文化精英（诗人、演员、歌手、画家）留下珍贵的群体肖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镜像。

1960年生于武汉，现居西安，以三峡水库蓄水后消逝的历史风景为主要题材，代表作"水位线下的逝去风景"记录将被淹没或已消失的山水与人文景观，关注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

谢墨凛，上海摄影师，以街头摄影和城市纪实影像为主要创作方向。作品关注城市日常中的偶然瞬间，风格清冷而充满诗意，在当代中国年轻摄影师中颇具影响力。

广东摄影家，以地域性生态与风景为主要题材，代表作入选法国首届国际摄影双年展Photoquai（巴黎，2007），并参与广州历史比较摄影研究项目，关注南方自然生态与地方文化。

徐勇，中国当代摄影家，代表作《胡同101像》（1989—1990）历时一年系统记录北京胡同空间，以让「人从空间退场」的手法使胡同作为历史文化空间本身突现出来，是顾铮「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概念中最重要的早期先驱。其拍摄将胡同保存为文化标本，推动了怀旧性城市摄影的商业潮流。

许涿，改革开放时期北京民间摄影运动参与者，四月影会相关摄影师。参与1979年前后北京民间摄影群体的活动，以摄影探索个人化与人文化的影像表达，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摄影自由化运动的参与者。

颜长江（1967年生），三峡纪实摄影师，长期关注长江三峡流域，系统记录三峡大坝建成前消亡的聚落、人文与生态景观，《三峡》系列是中国消逝题材纪实摄影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亦是记录三峡库区历史景观消失的最核心视觉档案。

1970年生于蚌埠，现工作生活于广州，代表作"大国志"系列以游荡摄影方式记录中国各地民间生活，影像风格苍茫宏大，具有强烈历史感与文化批评意识，2010年获才华摄影基金奖。

姚庆章，台湾著名摄影家，台湾人文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长期记录台湾的人文风土与社会变迁，与阮义忠同属台湾人文摄影的主要力量，以细腻真实的影像呈现台湾民间生活的肌理。

雍和，广东重要的纪实摄影家，长期活跃于广州，以街头摄影和社会纪实为主。记录广东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迁，尤其关注普通市民生活，是广东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之一，与安哥等人共同构成记录广东社会转型的摄影群体。

现工作生活于沈阳的当代摄影师，代表作"彷徨"系列（北京澳拉画廊，2013）以内省方式探索城市个体的迷失感，参展"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民生现代美术馆）及挪威斯塔万格美术馆群展。

于德水（1953年生），河南纪实摄影师，长期聚焦中原农村的土地与人民，以厚重、质朴的黑白影像呈现黄河流域农民的生存状态，曾获荷赛奖，是中国1990年代关注农民题材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

余海波（1959年生），深圳纪实摄影师，以长期记录深圳城中村这一独特城市空间著称，代表作《中国村庄》系列呈现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是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

袁东平（1965年生），中国1990年代社会边缘题材纪实摄影的先驱，以《精神病院》系列（1989年起）深入精神病医院记录患者生存状态，较吕楠同类题材更早进入这一领域，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中关注社会被遮蔽群体的重要开拓者。

台湾纪实摄影先行者，1940年代在上海及台湾广泛拍摄庶民生活与原住民，以深刻的人文关怀见长，是台湾纪实摄影传统的重要奠基者，与邓南光、李鸣雕并称"台北三剑客"。

赵铁林，中国当代摄影家，代表作《聚焦生存》（1999）与《另类人生》（2000）以长期跟拍的方式记录海南边缘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以建立信任关系为前提，通过多年近距离接触获得罕见的内部视角，偶尔将自身置入画面以呈现摄影师与被摄对象的真实关系。是中国1990年代纪实摄影中介入边缘群体最深、伦理意识最为自觉的代表之一。

赵智，东北地区纪实摄影师，以深入记录东北工人社区与工业衰退为主要创作方向。长期拍摄哈尔滨、沈阳等城市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是1990年代以来东北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之一。

1977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摄影专业，长期以上海为拍摄对象，参展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2013）及「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民生现代美术馆群展。

上海纪实摄影师，以细腻、主观的视角持续拍摄上海市井日常十余年，关注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顾铮《中国当代摄影景观》将其列为记录上海的代表性摄影师，与陆元敏并称。

周仰（1987—），中国当代女性纪实摄影师，长期以女性摄影师视角深入各类边缘社区与特殊群体，以细腻而不失尊重的目光记录女性生命经验，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中女性力量的重要代表。

朱岚清，福建摄影师，擅长以胶片摄影记录沿海渔民生活与海洋文化。代表作《负向》等以细腻的影像捕捉传统渔村生活方式与海洋景观，以真实朴素的纪实风格在当代中国年轻摄影师中具有重要影响。

朱宪民（1944—），中国著名纪实摄影师，以数十年的坚守持续拍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系列（1980年代至2000年代），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农民为主要对象，为中国农民留下了跨越时代的珍贵历史影像。

日本战后写实主义摄影的领袖人物，以「绝对非演出的绝对快拍」为核心理念，开创了日本报道摄影的社会批判传统。

法国摄影师，以数十年系统拍摄巴黎街景、建筑和社区著称，被誉为现代纪实摄影的重要先驱，对超现实主义也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最重要的纪实摄影师之一，提出"决定性瞬间"理论，马格南图片社联合创始人。

出生于瑞士的美国摄影师与电影人，以摄影集《美国人》（1958/1959年）确立了战后摄影叙事的新方向，以局外人的批判视角打破了主流的美国自我形象，对此后数十年的街头摄影和纪实摄影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格兰裔美国摄影师，早期独立于布雷迪工作室，以南北战争摄影和《加德纳战争摄影素描本》著称，是早期战场摄影的重要代表人物。

以战前东京下町街拍著称的日本摄影家，被誉为「乡愁摄影」的始祖，其《东京昭和十一年》成为日本街头摄影史的经典文献，与荒木经惟的忘年交也是日本摄影史的传奇佳话。

日本重要纪实摄影家，以《俗神》系列记录都市化中的日本民间精神，以「广岛三部曲」持续三十余年追问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记忆与摄影的表现边界。

1947年生，以大阪为据点的日本街头摄影师，以长期记录大阪庶民街道与劳工阶层日常生活著称，作品延续日本纪实摄影的人文传统，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与社会关怀。

1945年生，日本纪实摄影师，以长期追踪日本社会边缘青年群体——非行少年、街头流浪青少年与底层工人——的深度肖像纪实著称，代表系列「十七歳（十七岁）」探讨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青年的迷失与挣扎。

1950年生，日本环境与纪实摄影师，以记录全球生态变化与环境问题著称，作品关注森林、海洋生态系统的退化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环境倡导立场。

日本当代摄影重要人物，以冷静的郊区景观摄影和对日本日常空间的凝视著称，2011年策划「新纪实」（New Documentary）展览，为日本当代纪实摄影提供了理论框架。

1977年生，日本摄影师兼探险家，以攀登七大洲最高峰、记录波利尼西亚传统航海、喜马拉雅山脉及太平洋岛屿原住民文化著称，作品融合探险、人类学与当代艺术。

日本战后纪实摄影家，以成田机场建设引发的三里冢农民抵抗运动为代表题材，记录1960—70年代日本农村社会的急剧变化与时代风景。

1968年生，日本纪实摄影师与作家，以长期记录亚洲各国日裔移民社区及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摄影著称，兼以摄影游记的文学形式探讨身份、记忆与亚洲认同。

日本社会纪实摄影师，以长达数十年的持续记录为水俣病受难者留下珍贵的影像证言，是战后日本公害摄影的核心人物，与尤金·史密斯并列为水俣病最重要的摄影见证者。

1952年生，日本战地与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师，长期记录阿富汗、中东及世界各地冲突与难民危机，以人道主义关怀与长期深度投入为特征，是日本战地摄影的重要代表。

日本战后报道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职名取洋之助《太阳新闻周刊》编辑，以敏锐的街头视角记录战后日本社会，是连接战前报道摄影传统与战后新纪实摄影之间的过渡人物。

1959年生，日本摄影师，以长期记录日本农村景观、神社祭祀与传统共同体著称，作品以黑白为主，探讨日本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存续与消逝，具有深厚的民俗关怀。

日本当代纪实摄影师，以极度贴近的方式长期记录无家可归者等社会边缘群体，代表作「ここで生きている」呈现出近乎共同生活式的影像伦理。

1953年生于泰国的日本摄影师，以对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与越南的长期纪实记录著称，作品将个人家族史与更广泛的东南亚社会文化记录交织，获土门拳奖等重要奖项。

日本女性摄影先驱之一，1990年获木村伊兵卫摄影奖，以温柔细腻的视角记录日常生活场景著称，是日本女性摄影家早期获得主流认可的重要案例。

VIVO摄影集团六位创始成员之一，1959年与东松照明、细江英公等人共同宣告成立这一战后日本最重要的独立摄影团体，VIVO解散后继续从事纪实摄影创作。

日本街头纪实摄影师，以长达数十年的持续记录将新宿黄金街及其边缘人物化为影像史诗，是1960—2000年代东京城市底层生活最重要的视觉见证者之一。

亚洲第一位马格南摄影师，以记录日本雪国风俗与农村现实著称，代表作《雪国》《里日本》是日本民俗纪实摄影的经典。

英国摄影师，新纪实摄影的重要人物之一，以彩色纪实摄影将社会、民族、政治与个人感受结合起来。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摄影经历了一次全面的重启。四月影会、陕西群体、北河盟、裂变群体等新型摄影组织相继涌现，以独立的个人视角替代宣传摄影，纪实摄影与街头摄影成为主流，标志着中国摄影从政治服务工具向独立艺术表达的历史性转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摄影从唯美的沙龙摄影转向现实主义纪实，沙飞、吴印咸、石少华等摄影家将摄影作为革命宣传武器，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创办《晋察冀画报》，形成了延续至新中国的革命摄影传统。

199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在改革开放深化的社会语境中迎来了全面的个人化转型。从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吕楠的三部曲、侯登科的麦客，到陆元敏的上海街头，摄影家们以各异的视角探索纪实摄影的边界：有人坚守社会使命感，有人主动放弃崇高叙事，有人将镜头伸入私密生活空间，共同构成了中国纪实摄影的黄金十年。

1990年代以后，中国摄影进入全面当代化阶段：纪实摄影深化为「新纪实」传统，观念摄影与当代艺术系统深度融合，大画幅风景摄影崛起，数字技术带来后摄影语境，形成了多维度、国际化的当代摄影格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摄影界提出「国防摄影」口号，将摄影从唯美沙龙摄影彻底转向服务抗战的现实主义纪实，是中国摄影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型。

陕西群体是1980年代以西安为中心形成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纪实摄影群体，核心成员有胡武功、侯登科、石宝琇、潘科、邱晓明等，以吴印咸为精神导师。他们扎根黄土高原，以质朴刚健的风格拍摄西北农民的劳动与生存，1988年以《艰巨历程——中国纪实摄影展》集体亮相，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的最高成就。

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身体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重要议题：既作为社会纪实中被观看的景观，也作为表达主体展开摄影实验。从张海儿的都市欲望街头摄影，到邢丹文的女性行为艺术记录，再到王劲松《标准家庭》对计划生育下身体政治的视觉分析，中国身体摄影在揭示国家权力、消费主义与个体身体的复杂关系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19世纪中叶以后，照相馆作为摄影术在中国传播的核心机构，从东南沿海口岸向全国扩散，逐步取代传统画像业。照相馆不仅是商业人像摄影的主要场所，也是早期新闻摄影、纪实摄影与影像传播的重要基地，其摄影师是中国摄影史的第一代主要力量。

布列松提出的摄影核心概念，指形式与内容在某一瞬间同时达到完美契合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