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说明
约翰·塔格（John Tagg）和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1951—2013）是当代摄影批判理论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的工作共同构成了对摄影"权力-档案"问题的深刻分析。与巴特或桑塔格不同，塔格和塞库拉更侧重制度性、结构性的分析，追问的不是摄影"是什么"，而是"谁在用摄影做什么、对谁做"。
约翰·塔格：摄影与权力话语
塔格的核心著作是《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1988）。他的理论立场基于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分析，认为摄影的"真实性"不是来自其技术机制，而是来自特定制度对摄影的授权。
塔格的基本论点是：摄影图像本身没有真实性保证，它的可信度、权威性来自生产它的社会机构——警察机构、医疗系统、教育体制、国家档案馆。犯罪档案照片之所以被当作证据，不是因为照片本身是真实的，而是因为警察制度赋予了它证据地位。摄影的权威性因此是一种制度效果，而非技术本质。
他通过分析19世纪英国的犯罪摄影、精神病院摄影和殖民地摄影，说明这些摄影实践如何服务于对特定人群的规训与管控：拍摄是为了分类、监视、存档，是权力对人体和人群进行治理的视觉工具。
艾伦·塞库拉：摄影的"隐形"档案
塞库拉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摄影的"档案身份"问题。他认为，任何一张照片都在一个更大的档案体系中获得意义：孤立的单张照片无法产生完整的意义，图像总是在档案、系列、类型、比较之中才能被读取。
他特别分析了19世纪末的司法摄影与测量摄影（如贝蒂永系统）：这些系统并非中性的记录，而是基于特定的身体政治——相信犯罪性可以从外表读出，相信通过照片的比对、分类、归档可以建立社会控制的知识系统。塞库拉将这种隐性的摄影档案逻辑称为"摄影的隐形遗产"（the hidden archive of photography）。
与FSA纪实摄影的关联
塔格和塞库拉都对美国大萧条时期FSA（农场安全局）的纪实摄影项目提出了批判性再读。他们指出，沃克·埃文斯、多萝西娅·兰格等人的作品虽然在艺术史上以"见证贫困"著称，但这些图像的生产、选择、发布都受制于国家机构的话语逻辑——摄影在这里是政府管理贫困、制造社会共识的工具，而非纯粹的人道主义见证。
考试视角
塔格/塞库拉理论适合论述题，尤其是关于"纪实摄影与权力"或"档案与摄影制度"的题目。答题重点：一，摄影真实性来自制度授权，而非技术本身（塔格）；二，孤立照片无意义，档案体系赋予图像意义（塞库拉）；三，犯罪摄影、殖民摄影是权力规训的视觉工具；四，FSA纪实摄影的权力批判再读。